读《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其实这是大约两年前写的,只是我一直没有发布,逐渐的也遗忘了。最近偶然发现这篇文章,想想既然写了,那就发出来吧。

偶尔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别人拍摄的书中一段文字,次数多了,便觉得这些文字写的都不错。于是,我也购入了这本《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老实说,这么厚的书,放在书柜里我一直都没有动力拿出来读。直到前不久鼓起勇气开始阅读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从书的引子部分开始读起,就愈发的觉得这是本很棒的书。

这本书从秦末汉初的时代开始讲起。当刘邦在与项羽的楚汉争霸中胜出了,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开始,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立即成为一个摆在台面上的难题。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是这个王朝太过短暂。当时的人们认为统一是不可能的。自从周代以来,人们习惯上生活在各自的诸侯国里,并且认为秦始皇那只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汉朝建立伊始,人们仍然认为这回还会是一次不成功的大一统试验。并且,开国皇帝刘邦采用了与周天子类似的方式,分封了若干王。尽管刘邦为了控制分封的数量,避免封王势力与皇帝对抗,刘邦只分封了同姓王,人们仍然没有指望这个新建立的王朝能够长久下去。但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避免了繁重的徭役与税负,使得天下的局面可以稳定下来。

2000年前亚当·斯密理论的最佳实践

经历了战国时代几百年的纷争,秦朝的统一让中原享受了短暂的安宁,不久便又开始了天下争霸的局面。汉朝建国之后,天下需要享受安宁以恢复生产。汉初的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术”,这是一种接近无为的治国策略,这让古代社会的本业——农业,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与发展。

汉朝初期,中国的经济刚好处于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自由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的创始者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规则需要尽量简单与平等,不应过量。同时,政府的财政开支也应当维持在最低的限度,政府只需要承担国民的安全保障,以及一些公共事业。这样的社会,是最有活力的。

汉朝初期的“黄老之术”刚好符合亚当·斯密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让社会得到了快速的恢复与发展,政府只负责税收以及抗御匈奴的骚扰,不会干预民间的经济发展。此外,汉朝中央采用三公九卿制度,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因此汉初的官员数量很少,养活官员所需的俸禄也很少。据司马迁的估计,每年养活中央官吏所需的粮食只需要几十万石。根据汉朝耕地面积以及收成水平来估算,这只占全国耕地的八百分之一。可见效率之高。

这也是我设想中政府应当有的结构。政府只负责最基本的,其他一切交给市场。说到底,这也是人类文明从部落到逐渐形成国家的进程与缘由。我们需要凝聚在一起抵御自然界中的洪水猛兽,共同保障大家的安全,于是逐渐形成了部落、族群、城邦、国家的概念。

汉初的”黄老之术“带来的回报就是,文帝与景帝时期社会高度繁荣,形成了文景之治的治世,中国历史上自由经济达到了顶峰。

经济的自由发展,以及政府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俸禄开支并不高,所以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几十年免除农业税。而直到本世纪初,我国才免除了农业税,而此时,农业税在税收中的比例已经微不足道了。

一切都是因为钱

尽管文帝景帝带来了汉初的治世,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也是有一定的短处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税收弹性的不足。

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围绕着农业进行,政府除了收取农业税,还会收取人头税。但是这两样税收相对都是比较固定的,只要不存在较大规模的灾害或者战争,土地每年的收成几乎是固定的,人口几乎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政府很容易估算出每年的财政收入。

相对固定的财政收入在奉行“”黄老之术“的文帝景帝时代并没有什么问题,国家没有大的灾害,与匈奴的战争也尽量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和亲策略使得汉匈关系大致维持和平。

但是,随着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汉武帝刘彻承继大统,一切都变了。

汉武帝时期,因为文景之治给后世留下了丰盈的国库,这就给了汉武帝很好的资本去进行大规模的工程与战争,而汉武帝正是这样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

随着文帝的皇后窦太后的去世,束缚在武帝身上的”黄老之术”的枷锁彻底被打开。汉武帝放弃了汉初几代皇帝对匈奴和亲的策略,转为直接与匈奴开战,而这直接扭转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式。

在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与匈奴采取和亲策略时,御史大夫韩安国就说到,战争的耗费过于庞大,并且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即使战胜了,得到的土地也并无用处。显然韩安国是对的。

在主战派的游说下,以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本性,战争爆发了。与匈奴的战争,需要耗费大量的马匹、粮草、人力。这不仅需要钱,人员的抽调更让民间失去了劳动力,使得农业生产减少,税收也跟着降低。每一次战争的消耗,都超过了政府官员俸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同时,对于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士兵,政府需要给予一定的抚恤。对于征服的匈奴土地上的百姓,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钱财进行安抚稳定情绪。光是这部分费用就耗费了20多亿钱,而之前每年中央养官的成本只需要3000多万钱。

于是,文帝景帝时期留下的家底很快就被掏空了。如果说汉武帝早期的对周边的战争还没有进入不可逆转的状态,那么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双方开始持续对抗,尽管匈奴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但是对于汉帝国来说,战争直接拖垮了财政。

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国库里所有的积蓄,可还是无法涵盖如此庞大的开支。于是汉武帝开动了脑筋,开始考虑敛财之道了。

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制度衰败

为了满足以战争为主的开销,汉武帝首先考虑的就是下诏卖爵。这可以带来30多亿钱的收入,的确是一比很可观的收入。但是这种属于一次性的收入。同时,为了战争的物资调配,政府需要兴修水利开凿运河,财政开支继续上涨。

如果说爵位只是一种荣誉,并且享受一些税收和徭役上的免除,还进入不了官僚系统。但随着开支的增加,爵位的限制也逐渐被放开,根据出价的高低可以当上不同等级的吏,甚至是官。

虽然这起到了短时间内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这种做法破坏了健康的官僚系统,帝国也逐渐开始走向衰败。皇帝虽然也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面对巨额收入的诱惑,还是无法抵挡的。

看得见的货币,看不见的通胀

当卖官买爵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财政开支,皇帝把触手伸到了民间。

在汉武帝之前,汉朝流通的主要是文帝时期发行的四铢钱,六枚钱币重一两,货币的面值与所含的铜价值接近。甚至,政府还允许民间自行铸造货币,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可以看到,汉武帝之前的金融市场是十分自由的。

但此时,皇帝为了应付战争,以及其他的巨额开销,首先就从货币开始敛财。先是发行了皮币。

皮币是一块白鹿皮,做了些微装饰,政府规定皮币可以兑换40斤黄金,也就是40万钱。显然,皮币的货币面值与真实的价值严重不符。这相当于从民间抽出了大量的货币税。由于货币价值远远低于面值,这就让造假变得有利可图,因此本来有序的货币市场开始混乱起来。

可是,皮币仍然无法填补财政上的亏空,汉帝国的理财专家们开始想到了更好的方法,通过创建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民生的部门来获得巨额的利润。这深远的影响了后世的财政政策。这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当今社会中,包括能源,通信,矿业等行业都被政府垄断经营着。

汉武帝先从影响最大的盐铁这两个开始入手,将一系列资源,渠道等都收归国有,然后再制定远高于以往自由经济时候的价格出售,这样就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且因为垄断经营,生产者只要按照政府的要求生产,而不是市场的需求来生产,这就导致诸如很多铁器质量不佳设计也不便于使用的情况。

汉朝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以看出盐业垄断的利润,但是可以参考唐朝的例子。唐朝前期没有实行盐业专卖,到了后期才开始,所以可以比较一下唐朝盐业专卖前后的价格。从公元758年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到公元798年这40年的时间里,盐价从每斗十钱上涨到了三百七十钱。垄断,的确是一项收益颇丰的方式。

汉武帝时期,铸币权收归国有,并且发行一种通行了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将货币发行权收归政府所有,在发行的时候掺入一定的不合格的成分,这样实际价值就大大低于货币面值。这样政府就从中抽取了“铸币税”,偷走了民间的财富。由于从货币发行到流通再到人们反应过来需要时间,最后一切都来不及了。皇帝使用这种方式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

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东汉末年分三国,曹操最先发现财政的秘密。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农业的兴旺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曹操在魏国境内多出采取屯田的措施,保证了农业的生产,获得了足够的粮草与收入,这对于应对不断的战争也是大有裨益。

历史上,诸葛亮的七次北伐都没有能够成功,这也是魏蜀两国实力的对比的结果。诸葛亮北伐时期,魏国已采取屯田措施多年,政府收入丰盈,并且有足够的粮草来应对战争。而相反,诸葛亮屡次北伐无疾而终,大多都是因为后勤没有跟上,无法与魏国打消耗巨大的持久战。

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兵力的较量,但是背后却是根本的经济的对抗。在古代人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现代世界战争不再过度依赖人口,但经济仍然是重要的影响要素。

不受控制的贪婪

金属货币最大的弊端就是过于沉重,携带不便。在宋朝,只有在四川内部流通铁钱,在陕西同时流通铜钱和铁钱,而在全国其他地区继续使用铜钱。

铁钱是廉价且笨重的,携带起来极不方便。宋朝诞生了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币——交子。有商号发明了不记名的交子,将铁钱存在商号,交子可以用来交易,也可以在其他的商号提出铁钱,这样在外出行动的时候就没有沉重的负担了。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方式,但是也暗藏着危险。

一些商号经营的好,交子的使用可以放心。可是另外一些商号因为经营不佳而倒闭,储户的钱财就无法提出,损失巨大。因此,当政府开始关注了之后,便禁止民间发行交子,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国有。

由于宋朝并没有实现一统,频繁的战争对财政的消耗巨大,再加上宋朝的冗官冗兵的现象非常严重,朝廷需要高昂的钱财来维持,因此,政府将目光瞄向了纸币。

宋朝发行的纸币往往在一开始是有准备金做保证的,这样当大家要把纸币兑换成金属货币的话,可以保证政府有能力支付。但是面对庞大的财政开支,准备金也逐渐被挪用了。同时,为了平衡收支,政府将大量的纸币抛向市场,这自然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为此,朝廷推出了迭代的方式,当一代纸币通货膨胀到无法抑制的时候,直接宣布作废,并重新发行新的货币。这样使得持有旧纸币的人的财产立即化为乌有。而新的纸币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上市之后便开始继续膨胀。就这样一代一代迭代下去。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面对纸币的便利性能够不动心的,这必然会产生一种不受控制的贪婪。

可以说,宋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财政上的无法支撑所导致的。后续的元朝对于纸币的使用更甚宋朝。因此,从明朝开始,中国又回到了仅使用金属货币的方式。

贸易的影响力

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由贫穷的和尚建立的王朝十分强调农业轻视商业,不仅不鼓励贸易,反而限制贸易。他们认为与外国贸易不是互利行为而是皇帝的一种恩赐。明朝的皇帝有一种高度的自豪感,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

一个外来的人要在明朝做生意,就必须伪装成外交使者,将货物送入中国,作为贡品上交,然后领取皇帝的赏赐。皇帝为了彰显帝国的脸面,赏赐非常大方,通常都大大高于贡品的实际价值。长此以往,外国商人就把这种方式当作一种特别的贸易方式。

随着周边各国不断的上贡,每一次都需要给予高额的打赏,渐渐地,皇帝发现财政上力不从心了。因此开始限制周边各国进贡的次数。而日本是一个擅长贸易的国家,但是日本能够拿得出手的只有工艺品、木材等物品,朝廷并不敢兴趣,便更是压低了日本贡品的赏金,也进一步限制了日本上贡的次数。

因此,日本与明朝的贸易几乎被中断。日本人随即对中国沿海区域进行了贸易和海盗攻势。历史上倭寇频发的时期也是在此时。贸易的阻断导致了两国的敌视。

清朝入关后,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对外政策。而此时清朝面对的外部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世界正在从大航海时代转向工业化的发展,这需要巨大的贸易市场。而清朝仍然维持着几千年来农业为本的政策。对于国外的工业化商品并不感兴趣。

从鸦片战争开始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几乎每一个不平等条约中都包含了对于贸易的进一步开放的措施。可见贸易的影响力。

大一统的代价

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始终都并不富裕。自从汉武帝为后世打造了中央集权政府的“样板房”之后,几乎每一个朝代从开国到倾覆都会经历货币从稳定到不断贬值的历程。而这导致了政府抽取了大量的民间财富。可是政府却并没有把这些财富做出合理的规划使用。大兴土木以及战争等都让各帝国财政难以为继。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政府对市场做出了太多的限制,并且直接参与了时长活动,却几乎没有能有效经营下去。

在古代,皇帝为了维持一统,就需要面对各种战争以及庞大的财政消耗。战争对于和平地区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负担。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隋朝的灭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隋炀帝大兴土木,对外三征高丽,开凿运河,最终被财政所拖垮。

为了财政收入,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敛财,影响最大的就是政府参与垄断经营。一个原本富庶的地方可能为了应付别的地方引起的财政亏空就要遭受高于常理的赋税。一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享有好处的同时,也会有相应的付出。如何看待这点取决于你的立场,以及你所处的环境。

对于现代的启示,我们需要想一想,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是想要一个强力的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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